2017年四川高考满分作文:逆水行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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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四川高考满分作文:逆水行舟

2017年四川高考满分:逆水行舟    高考前,父亲到蔺中拜会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邓国刚副校长。

问及我高考有无希望,邓校长笑着对我说:    “打个比方吧,你就像门槛上的鸡蛋,可以进,也可能出!”    邓校长用手点点我的头,又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    我明白邓校长的意思,像我这样的基础薄弱的区乡学生,要想赢得高考,并非那么容易,要做好失败的准备,同时也不能放弃希望。

    我一直行进在艰难的路上。     1979年9月,蔺中面向全县招考生,我的成绩超招考线并不多,比我的伙伴袁红明差了好几十分。

人家可是农村娃,我呢,居民户口,生活在教师家庭,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比他多,可学习总是比不过别人。 我们两人可是从到的同班同学啊!    要说,受影响,我们两人都受过文革余波的影响,那时的、,不要说部编教材,好像连省编教材都没有;我们上午学习,下午劳动,每天还得沿途打一捆“秧青”交学校,定时送农民田里作肥料。

所不同的是,我有文艺宣传一堆事,要学草原舞蹈,要学样板戏,常常要下生产队巡回演出,有时还要上街参与批斗大会。

这一些,袁红明是没有的。     五年,两年,尽管我在班上还算学习优秀,但实在没学到什么知识文化,倒是课外家里的那些连环画让我知道了不少,但也仅限于文学和历史。

课本没给我留下太多记忆,至今印象深的是课本中有《黄帅日记》。

至于所学科目,是绝对没外语的。     就这样的文化基础,要在两年后参加高考,实在是困难重重。

尽管如此,我的目标是明确的:只能考出去。

大姐为躲知青上山下乡,一直在“戴帽”读高中,二姐也是,所不同的是她在区上中学读过,她们先后顶替或考了代课教师,无法圆大学梦。

作为教师家庭的我,父母无法再给我一份工作。

我只有通过努力考出去。     第一年文理没分科,我的数学依然是老大难,几乎没考及格过,物理同样糟糕,力学和电学让我如登蜀道“难于上青天”。

外语于我这样毫无基础的人来说,简直如天书,而王牌教师洪老的全英文教学更让我坠入五里云雾,不知东南西北。 一年下来,文科只比理科多20来分,也就只能选择读文科了。     好的是,文科班的数学老师是邓校长,他对我们知根知底,一直重视基础教学,而且持续不断地鼓励我们。

他给我们改数学作业,红勾打得特别大,我们都喜欢;常常有“不错”“好样的”“继续努力”“五个题对了一个,这也是进步”这样的作业评语,这让我深受鼓舞。 渐渐地对数学的恐惧感消除了,成绩逐步上升。

地理、历史是我的长项,语文也还可以。 外语我只能会一些基础的读写,面对高考以30%计入成绩,还是充满了担心。     那时的高考复习,几乎没有指导书籍,主要的是老师印发的讲义。

我上课认真,下课勤于温习,并按照自认为有效的方式学习。 记忆知识,加减乘除、链条、画图、书写,可谓什么方法都用尽;我会把每一科各章节变成概念题、填空题、选择题和问答题。

在文科班的一年中,我由开始的中间位次,逐步上升,到最后半期一直稳在前三名,但从来没得过第一名,第一名始终是佩戴900度眼镜的城里学生刘一如所占据,第二名是英语和语文都相当优秀的欧阳红玲所占据。

    邓校长,之所以说我是“门槛上的鸡蛋”,不是没有道理的,基础弱,心理压力大,成绩虽有进步,但并没处于领先地位。

这样的我,高考怎能有绝对把握呢?    不过,哪怕逆水行舟,我也绝不放弃奋斗!一年不行,再来一年!!邓校长的话更坚定了我这一想法。     或许是天道酬勤,我最终考上了宜宾师专,超录取线10来分。

我所在的文科班,刘一如考得最好,被西师录取,欧阳红玲和徐林考起桂阳管理学校。

我儿时同伴袁红明考起叙永师范。

    这就是我的高考故事。

悬在门槛上的“鸡蛋”,是进,还是出,往往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。 自己所能决定的是:尽志无悔!   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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